近代以来，一直有一个所谓的终极问题在困扰着人们：为什么是旧大陆发现并征服了新大陆，而不是美洲人跑到了欧洲并惊呼：“啊！我的维拉科查啊！怎么这里满地都是维拉科查啊？！”；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世界，而不是中国人，阿兹特克人、科依桑人抑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命运会如此的不同，如此的不平等呢？

      贾雷德·戴蒙德教授在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征服美洲，表面上是因为他们比美洲人更早地拥有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文字与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但这个答案恐怕并不足以解答我们的终极问题：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又能拥有这些优势呢？是因为他们比美洲人更聪明，更优秀吗？光头党们会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是，并以此作为他们白种人比其他民族优越的有力证据。但戴蒙德教授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能拥有优势，仅仅是由于他们拥有着相对美洲人而言更高级的粮食生产：更优良的品种，更大的规模，更高级的模式。而这些更高级的粮食生产最终就导向了欧洲人的优势：更早地拥有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文字与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时，光头党们恐怕又要叫嚣了：拥有着更高级的粮食生产，不就说明白人的优越之处吗？！戴蒙德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欧洲人能够拥有更高级的粮食生产？不是因为欧洲人更优越，仅仅是由于他们更幸运。他们更幸运地拥有着更优越的地理环境，从而使他们有条件拥有更高级的粮食生产。没错，优越的不是欧洲人，而是他们所拥有的地理环境。

      但是，这种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主张，在今天也难以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它往往被认为错误的或过分简单化的，或者被称为环境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而被不屑一顾。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历史学家们是正确的，因为大部分认为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的观点确实是错误的与过分简单化的。例如，下面的这段话：“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们知道，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世袭还是民主归结与地域的宽广与否，不免是幼稚的与偏颇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应当取决于其"整个纳税人阶层及其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能否取代封建的或专制的统治力量，而占据主导的地位"（杨奎松，《开卷有疑》，P244）。因此，像钱穆先生这样的观点，的确可以被说是“错误的或过分简单化的”。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例如李敖认为俄罗斯文学比英国文学更为深沉的原因在于俄罗斯有着比英国更为严酷的气候条件，因而俄罗斯作家比英国作家更为深沉。（李敖，《李敖有话说8》，找不到具体文字是怎样的），又例如胡适认为北欧有着古老而繁杂的神话是因为北欧天气严寒，因而古时候北欧人都聚到小屋子里说故事，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的北欧神话（这个甚至找不到具体的出处了），还有孟德斯鸠认为欧洲人之所以比非洲人更先进是因为寒冷的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具有抑制作用（孟德斯鸠，应该是《论法的精神》吧……）。上述的这些观点的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试图将一切的现象与问题都用直观的地理环境因素予以直接解答，而忽视了已经形成了的社会条件对于所研究的对象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直接从地理环境上找到答案，地理因素并没有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而对这一点的忽视正是大多数所谓的地理决定论的问题的根源。但是另一方面，地理因素没有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地理因素对于社会的发展没有影响。相反，地理因素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对通过其它条件影响而实现的，即，地理因素决定了其它的社会因素，从而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的实现。例如，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较优越的地理环境并没有直接使欧洲人征服了美洲，而是使欧洲人拥有了较高级的粮食生产，从而使欧洲人拥有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优势，从而才使欧洲人征服了美洲。而跳过其中的过程，认为地理环境因素直接导致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等等等等，就正是大多数所谓的环境决定论的问题所在。例如，雅典（必须指出的是，与钱穆先生所以为的不同，在诸多古希腊城邦中，真正实行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制度的城邦只有雅典，而其它城邦，虽有着或多或少的民主色彩，然而实质上也只是程度不同的专制制度而已）的小国寡民以及其破碎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其"整个纳税人阶层及其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能否取代封建的或专制的统治力量，而占据主导的地位"（其中的过程较为复杂，暂且按下不表），因而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实现，而绝非因为所谓的"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总而言之，环境决定论的问题在于其试图将一切的现象与问题都用直观的地理环境因素予以直接解答，而并非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一基本判断。而戴蒙德教授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据与严密的逻辑推论，推翻了人们对于所谓环境决定论的偏见，有力地证明了地理环境的确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命运。

       其实，这个观点还可以通过另一种简单的逻辑得以论证。如今，科学界普遍相信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现今无论是欧洲人、亚洲人还是美洲人等等，其祖先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命运会如此的不平等，其发展程度又会如此的不同呢？难道是因为走向不同地区的原始人有着优劣之分吗？显然不是，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本身有着优劣之分，仅此而已。

       但是，先进的粮食生产又是如何导向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文字与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等等优势的呢？这里以病菌为例做一次论述，但愿不会对作者的原意曲解太多。从前学历史的时候就曾十分困惑：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美洲人会死于欧洲人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却未曾有一个欧洲人死于美洲人所具有的病菌呢？这在书中的第三部分的第十一章《牲畜的致命礼物》中有着十分详细的论述：首先，由于欧洲人有着比美洲人更高级的粮食生产，因而欧洲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有着更多的与牲畜接触的机会：他们会睡在猪圈中，他们会喝牛奶，他们会穿羊皮，而这些都是美洲人没有或较少出现的活动，而这却正正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幸运而又不幸的机会：他们有着更多的机会染上动物身上的疾病。如今我们知道，人类大多数的传染病，都来源于动物：麻疹、肺结核、天花来自牛，流行性感冒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和狗，恶性疟疾来自禽鸟，还有，艾滋病来自猩猩。旧大陆的居民由于其更高级的粮食生产，因而拥有了更多的疾病，这些疾病在旧大陆长期存在，因而在旧大陆的居民身上进行了自然选择：天生拥有抗体的居民活了下来，而没有抗体者则大多死于各种各样的病菌。久而久之，旧大陆的居民就逐渐得到了对于这各种疾病的免疫力。然后，有一天，他们来到了美洲，在他们面前，则是从未遇到过天花、麻疹、百日咳等等可怕传染病的美洲人民，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病菌，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任何现象的成因都是十分复杂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因素以外，还有其它种种因素成就了欧洲人的致命优势。例如，对于疟疾等被称为“群众疾病”的致命传染病，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口才可维持其存在。研究表明，疟疾可能在任何50万以下的人口中消失。因为当人口足够少时，就有可能使所有人口几乎同时染上这种疾病，然后，没能成功合成抗体者与病菌共同死去，而成功者则消灭了病菌继续活了下来，于是，这一群人就被动地战胜了一种致命的传染病。而在更为庞大的人口中，则有可能出现先在此地爆发传染病，并传播到另一地区，当传染病在此地销声匿迹之际，却又在他地肆虐，然后又于若干年后回到原地区，此时，原地区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未曾接触过这种病菌的新人口以确保其得以再度爆发。而另一方面，美洲人口密度远不及欧洲的事实，也就造就了双方在致命传染病方面的极端不平衡。又例如，世界贸易将亚洲、欧洲与北非连接起来从而使其成为病菌大熔炉，而在美洲相对独立的印加、阿兹特克与玛雅则缺乏这样的条件。诸如此类的因素最终决定了美洲人在欧洲人的病菌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美洲人口在哥伦布到来的一两个世纪后，锐减到不足原来的5%；海地岛在1492年哥伦布到达时，人口为800万，而到了1535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而这一切都罪魁祸首，就是病菌。或者说，较高级的粮食生产。这就是历史，无情，没有任何道德或人性在其中的历史。

      那么，有人也许就会问：为什么新月沃地的民族没有去征服欧洲人呢？毕竟，正如书中提到的那样，新月沃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啊。戴蒙德教授在书中同样给出了解答：“新月沃地由于当地集中了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而拥有了领先优势。如果它一旦失去了这种优势（按：可以驯化的动植物传播到其它地区并适应了当地环境），它就不再具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可言。”随着位于新月沃地的帝国一次又一次的西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月沃地的民族的确曾征服过欧洲人，但始终未能持久），新月沃地优势的粮食生产也就逐渐地被欧洲人学习并得以应用，因而新月沃地也就逐渐地失去了其优势。而在另一方面，在高度发展的粮食生产所带来的破坏之下，新月沃地脆弱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森林遭到了砍伐，却因降水量不足而不能像欧洲的森林那样较快地重新生长，粮食生产的大规模用水很快就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而在欧洲则远没有这样的问题。没错，环境，还是环境。环境即命运。

      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书，再好的书也难免有谬误之处，《枪炮、病菌与钢铁》同样不能例外，书中不可避免地有着几处错误之处。例如，在回答中国为何会丧失自己在航海上的领先优势时，戴蒙德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整个地区都是统一的，不存在“另一个船坞”，因而，当15世纪时因政治斗争而使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被叫停以后，中国也就“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首先，必须要指出的就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所在，并不是为了追求利益，而是为了扬天朝国威，进行的是贡赐贸易，甚至如野史所言，是为了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无论目的到底为何，显而易见的是，郑和这种不计成本的航行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是不可能促进航海业的真正发展的。另一方面，必须被注意到的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表明上而言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是由许多个亚经济体所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因而在郑和的航行偃旗息鼓之际，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尽管备受政府的打击，航海业与海贸却依然在蓬勃发展。而这种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航行，才有可能带来技术的革新与规模的壮大，从而使航海事业得到真正的发展。因而，中国航海业的衰落，并非始于郑和那浩浩荡荡威风十足的航行的结束，而是始于后来严峻的海禁政策使中国沿海无数的小商船被焚，被拆成碎片来建造一座又一座的田园农庄。

       然而瑕不掩瑜，这几处谬误并不能掩盖《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出色。此书用理性的逻辑，翔实的论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终极问题的可能答案：“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这个答案也许尚不够完善，也许尚有需要补充或改进的地方，然而无疑却是令人着迷的。

假设，你到了人生旅途的终点，在那传说里电光火石的一瞬，漫长的一生以高度浓缩的方式铺展在你的眼前，一分钟就是百年。在那样的时刻，我想我们终将明白，蜕去物质的空壳，人所拥有的，唯有回忆而已。它们像焰火，虽然注定要归于寂灭，但是在意识的夜景上，它喷薄而出的那一刻的亮度，几乎就是整个生命的亮度。

当然，造物主不是使用工业流水线造人的，祂保留着神圣的手工传统，残次品偶有发生，兴头上来的时候，也总能使一些人天赋异禀。我始终嫉妒那些善于记忆和回忆的人。特别是在这个物质和讯息流动空前快速的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接踵而来，致使我们毫不在意眼前事、身边人、正在读的这个段落、窗前刚刚飞过的那只雨燕——什么也记不住，什么也想不起。我们如熊瞎子掰苞米，把岁月扔了一地，却在地头上两手空空、喟叹不已。可是，那些善于记忆和回忆的人不同，他们是意识的资本家，在洞穴里私藏了大量珍宝，还能在新鲜事物上进行又一轮投资。他们是时空征服者，驾驭着时间机器，惊鹜八极，如来如去。我满怀酸楚地想，当最终的一刻，当我的焰火奋力挣扎出几个火星的时候，人家的焰火却直上云霄，绚烂至极。

旁白1：世界就这样结束，世界就这样结束，不是嗤的一响，而是砰的一声。

旁白2：世界就这样结束，世界就这样结束，不是砰的一响，而是嗤的一声。

好吧，坦白了说吧，我嫉妒钱锺书先生过目不忘的本领；我嫉妒卡坡蒂“准确率约略94%”复述他人话语的本事；我嫉妒托马斯·沃尔夫，他把每一种食物记得那么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还有普鲁斯特，一生的记忆像日本折纸在水中缓缓开放，有奇异的美感；特别是这个纳博科夫，记忆女神的宠儿，“记忆反常的人和反常记忆的受害者”，他细致入微曲尽其妙的通感型记忆让我拍案惊奇。

 

《说吧，记忆》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回忆录，充斥着纳博科夫式的细节，多少带着些普鲁斯特的味道，还揉进了叶塞宁那种把手指嫁接在树枝上以感受自然的俄罗斯式乡愁。构成作品的十五章原本是十五篇文章，陆续发表在1943-1951年的《大西洋月刊》、《纽约客》、《党人评论》和《哈珀杂志》等著名刊物上。鉴于纳博科夫1940年5月28日刚刚移居美国，这些用英语写作的散文堪称是他赢得美国读者的重头作品。

像我这般俗人，一开始抱着看名人传记常有的猎奇心理，不能不关注那些物质细节，比如：他家的50个佣人，他家在莫斯科的3层粉红花岗岩的房子，他家的3部小汽车（奔驰、沃尔斯利和欧宝），他的显赫先祖们（司法大臣、矿业主、皇家医院院长），他从舅舅那里继承的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200万美元的遗产，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来自英国法国的女家庭教师，接续着一连串的俄国男家庭教师，一次次的出国旅行，一次次的扑蝶经历，一个又一个女孩子、少女、青年女人……可是，这毕竟不是一位落魄的纨绔子弟夸耀自己“曾经阔过”的浅薄之作，除了这些令人咋舌的“史实”，还有偶尔的轶事——在剑桥的3年里一次也没有去过大学图书馆！真正有趣的是在书页间腾空而起的一只又一只意象的蝴蝶，它们经过时间的孵化破蛹而出，翩跹而至，美不胜收。他写“皮尔斯肥皂”：“干的时候像沥青那么黑，用湿手指拿着对着亮光，就像黄水晶一样。”他写游廊：“那里的地垫和藤椅在暑热中散发出一种带点香料气味的饼干香。”他写母亲采来的蘑菇中一只小小的尺蠖：“像一个孩子的大拇指和食指，度量着圆桌的边缘，并且时不时地向上伸展身体，徒劳地寻找它从中跌落下来的那片灌木丛。”

纳博科夫说：“生动地追忆往昔生活的残留片段似乎是我毕生怀着最大的热情来从事的一件事。”这部集子初版叫做《确证》——“是我确实存在过的确证”，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只在文字留下的意识与记忆中存在。所以那些失去的亲人、楼宇、庄园、地位、珠宝、藏书和爱情，实际上已被作者以吸魂大法摄取了精魂，在文字中获得了另一种生命。难怪纳博科夫不像一般流亡白俄那样愁肠百结、怨天尤人。

看过一页纳博科夫的手稿，吓了一跳，那是涂改得一塌糊涂的，可见他是一个刻苦认真的作者。纳博科夫在书中用“玻璃小囊”、“玻璃幻灯片”、“缩微胶卷”来形容对记忆的存储，而他那些同样薄脆、精致、多彩的语言，竟是用这样的苦吟法达成的，难为他了。

如果说到“哲学意蕴”，我以为很核心的是这样一段，纳博科夫写母亲对他的熏陶：

 

“全心全意去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是她遵循的简单规则。‘Vot zapomni （现在记住）’，她会用密谋的口气这样说，一边要我注意这样或那样可爱的东西——一只云雀在春天一个阴沉的日子飞向酥酪般的天空，闪电照亮黑夜中远处一排树木，枫叶在棕褐色沙地上铺成了调色板，新雪上一只小鸟的楔形脚印。仿佛是感觉到几年后她的世界中这个有形部分将会消亡，对于分散在我们乡村别墅的各种各样的时间的标记，她培养了一种非凡的意识。她怀着与我现在描绘她的形象及我的过去时同样的怀旧热情，珍视她自己的过去。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继承了一个精美的幻影——无形财产、非不动产的美——后来证实这成了承受以后的损失的极佳训练。”

 

科学家看到空间中一点上发生的一切，而诗人则感受到时间中的一点上发生的一切。意识之臂向外延伸和探索，扑捉到会引发龙卷风的那只亚马逊蝴蝶，然后，那龙卷风就旋转到意识深处了，抽吸起粉尘般的大量意象，又如焰火，爆发在未来的某个夜空。可是记忆取决于意识，在“说吧，记忆”之前，乃是“现在，记住！”

[书籍] 说吧，记忆

    （美）纳博科夫 / 2009-4-1 / 上海译文出版社